●需要研究人性中残酷的一面、人间疾苦的一面，以人类追求正义的精神不懈地积累、更新如何预防权力被人类弱点所滥用的根源、技术和方法。

（4）经费由中央政府的财政予以保障。如果司法权完全属于中央事权，司法权即应有特定的运行方式：（1）司法组织由中央设置，亦即司法组织设置的立法权归属于中央国家立法机关。

三是基于平等保护的原则，在公民权利保障领域，如果容易出现地方差异化对待的，就应由中央政府管理。宪法这一规定的原意在于强调人民法院只服从有效的法律规范，而不受外来干涉，而不是强调法院只适用中央立法。如何划分哪些事权属于中央事权，哪些事权属于地方事权呢？从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来看，似乎并无统一规定。除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外，有学者主张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是世界各国的通例，[9]以此来论证我国的司法权也应作为中央事权。上海在2014年改革方案中选择了40余家法院和检察院中的八家进行试点。

[10]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上海的司法改革应为全国司法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可以看出，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设立主要是由北京市决策，仅得到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并非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决定设立。[27] [美]约拉姆•巴泽尔：《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钱勇、曾咏梅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76]第10条第2款同时保护集体和成员的基本权利。土地集体所有的型塑可以分解为四个阶段：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比如：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在土地上有哪些权利？哪些对权利的限制是合宪的？这些问题应该在什么知识框架内回答？学界有关平等的叙事遮蔽了该问题的症结。[88] [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利用共产主义理想说服——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曾经作为国有化的减震器，变革了土地私有制度，今天，仍然可以作为制度的缓冲区：一方面，不冲击宪法文本确立的公有制，以维持合宪的底线。

[49] 参见《土地管理法》第45条。在宪法和法律之间的目光流转中，土地改革才可能踏上坦途。[82] 参见侯菊英：《对法律概念同政治话语相分离的司考》，载《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42] 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以下。

[9]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农民土地所有权可以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平共处，构成土地改革运动的复线结构。将集体理解为作为基本权利的土地集体所有主体，将集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作为土地集体所有的一项功能，是更为融贯的解释方案。[77]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如果将有效统治理解为日常政治话语中的和谐，那么，土地、农民、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实践命题：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缴纳过高地组的农民更为革命。违宪审查的合宪性推定原理要求尽量避免宪法问题。

[84] 秦晖：《农民地权六论》，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年第5期。相对于农业用地，国家队自留地的管制更为宽松，建立在自留地上的权利也更加完整。

在以前，地主豪绅阶层曾长期代理国家征收各种税负和摊派。如果将土地集体所有理解为种概念，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上的权利就是属概念，属概念相加之和，超过种概念，土地集体所有暗度陈仓式地演变为基本权利。

参见前引[11]，毛泽东文，第59页。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人民公社变为政社合一的组织，[20]公社和县级政府对土地可以无偿调拨和调整，农民丧失全部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的隐形国有化[21]历程开启。秦晖：《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划清群己权界》，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当农户迁入设区的市并取得城市户口时，集体可以收回承包地。[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5页。农民的社会保障长期以来游离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之外，家庭要承担农民的生老病死，农民收入最安全和最后的保障无疑就是土地。

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就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发挥政策性功能，在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之间妥协的产物。当然，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仍需法律形成。

[86] 集体土地私有化或者集体土地国有化都只能是书斋中的理论推演，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文本表述，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变革，才是可能的实践理性——通过法律变革，充盈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基本权利向度，为在宪法层面将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作为基本权利准备必要的规范饵料。但如果是抵押，尤其是抵押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无法将土地从事农业用途，故法律禁止承包经营权抵押。

[88] 注释: [1] 也有学者将土地集体所有与农民的平等权联系在一起。在形塑土地集体所有的过程中，农民不服从会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政策支持，还会被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签——在大一统的格局中，政治孤立无疑是杀伤力最大的惩罚。

[83]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变迁，将土地集体所有变身为成熟的基本权利，我们当下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这一背景中找到求解之道。See Michael. Heller，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Harvard Law Review，Vol. 111，No. 3，（1998），pp. 621-688. [40] 谭晓玲：《必须发展壮大农村新型的集体经济——镇远县羊评镇的调查与思考》，载《贵州社会科学》199 年第10期。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内，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受到诸多限制，抵押权完全不能实现，上述两个文件将承包经营权分解为两个概念：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在不改变法律整体框架的前提下，推进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改革，承包经营权日益完整。国家工业化的目的同样是政治改造。

第三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实行自救，安徽、河南、四川、甘肃和广东等省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一）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土地集体所有作为国家政策的阶段，《农村土地承包法》也规定了承包经营权，但第一条关于立法条目的表述中，更多强调其社会保障功能，承包经营权是针对集体土地的物权还是债券，[62]尚有争议。

一头衔接着社会公有制。[44]修宪史说明，土地宪法秩序安排要考量的诸因素中，征收的便利度占有极高的权重。

随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开始，一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拍卖进入市场。[70] 2.宅基地使用权 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宅基地流转已经没有制度障碍，《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3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房屋后，在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政府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强化了政府在农村的动员能力。依照《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的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大体上包括：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荒地。自高级社开始，一直到人民公社，出现过农民断断续续的制度性反抗，[29]但不无在土地集体所有这一政治正确的概念威慑中泥牛入海——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国家实现了对农村的全能性控制。……使用权与收入权为承租人所有。

即便如此，该权利也具有改革色彩，与具有防御功能的基本权利有重大区别。2006年，农业税取消，村提留和乡统筹也随之取消。

[83] 同前引[81]，汪洋文。[80]土地集体所有本是一个外源性的概念，[81]而权力、政策、权利概念来自法律知识体内部，是内源性的概念，要讲政治性概念植入内源性的体系，难免会有排异反应，[82]将政治改造工程的编码进行法教义学的改造，难免凿枘圆方，但法律时间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

[35] 徐勇：《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的统购统销与瞒产私分》，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59] 参见《土地管理法》第4条，《物权法》第125条，《宪法》第8条。